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谢彦波我不懂上帝[新闻]

发布时间:2020-11-13 16:58:12 阅读: 来源:热电偶厂家

谢彦波走进中科大校门的时候,手里还滚动着一个铁环

1966年5月2日,谢彦波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市,他从小就很瘦弱,胆子小。谢彦波的父亲是湖南医学院的物理教师,平时忙于教学,母亲经常出差在外,没时间照看孩子。因此,谢彦波只好跟着不识字的奶奶,来到了益阳的一个小村镇,喝着资江水,伴着稻花香,度过了学龄前的时光。

1973年春天,谢彦波回到父母身边,住在湖南医学院的家属大院里。他到城里后,对一切都感到既新鲜又陌生,但平时不爱讲话,即使开口,连第一人称的“我”都不会用。

他饿了就说:“彦波要吃饭!”渴了就喊,“彦波要喝水!”

母亲叹气说:“这孩子,像个榆木疙瘩,长大准没出息!”

父亲不同意她的看法,说:“彦波是外浊内清,引导得好,出息不会小!”

谢彦波在湖南医学院子弟学校上学,因为缺乏幼儿教育,他一入学就要赶进度。不过,他只用了半个学期就赶上来了。

但是,谢彦波上学后仍不喜欢开口讲话,老师问他问题,他也不回答,这让老师感到头疼。不久,老师把谢彦波的情况告诉了他父母。父亲想了个办法,给他讲《小木偶奇遇记》的故事,谢彦波听完后问道:“小木偶遇到那么多麻烦事,为啥临走前不问问大人呢?”父亲说:“因为它不爱讲话,所以就没跟大人打招呼。”这一招有了效果,谢彦波比以前活泼些了,但多数时候还是羞答答的。

当时,因为课程比较少,玩的时间相对多,父亲打算给谢彦波增加学习时间,结果谢彦波拒绝了父亲的要求。他反问:“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看第一册,我要看第二册呢?”

有一次,谢彦波和父亲一起看电影,有毛泽东接待外宾的场面,父亲就问他:“毛主席的书房有什么特点?”谢彦波回答:“堆满了书。”父亲因势利导,告诉他:毛主席八十高龄还保持着看书的好习惯,说明读书是有大用处的。

从此以后,谢彦波开始勤奋学习,在学校念第二册课本,回家就自学第三册。而且他严格遵守作息时间:凌晨六点一刻起床,做十分钟体育锻炼,然后开始学习,晚上八点钟睡觉。每天放学回家,做完老师布置的作业,他就开始自习,星期天都要学习五个多小时。学累了,谢彦波就出去滚铁环。

经过大量的自学和练习,谢彦波的理解和阅读能力越来越强。

有天晚上,父亲检查谢彦波的作业,发现这个小学二年级的学生,竟然做起高年级的数学题来。谢彦波说:“五年级班里上课,我在旁边听了一遍就会了!”

谢彦波的父亲只上到小学三年级就失学了,完全依靠自学考取了湖南师范学院物理系。他知道,人只要肯学,就一定能成功。于是,在父亲的指导下,谢彦波在小学三年级就把初中的数学攻下来了,四年级学完了高中数、理、化,到五年级时已开始钻研大学的解析几何和微积分,解答了数以千计的习题。

谢彦波家里的墙上挂着两幅地图,对于一般的孩子,可能不会引起多大的关注。但是,谢彦波听老师说地图是按比例绘制的,就回到家里,搬个凳子站上去,拿起直尺和铅笔,在三千五百万分之一的世界地图和六百万分之一的中国地图上,把主要的城市、铁路、各大洲的距离、长度、面积都进行了测量和计算。

后来,中科大的老师考他一道口试题:“从长沙到合肥怎么走?”他不假思索,很快答出了三条路线的具体走法。

还有这样一个故事:谢彦波的班主任要求同学们的作业本保持干净整洁,可别人能做到,谢彦波偏偏做不到,他的作业本经常是破破烂烂的。老师批评他,他低头不语。后来班主任才搞清楚,同学们都把谢彦波的作业本当成标准答案,争相拿过去跟自己的作业进行核对,在传来递去的过程中他的作业本就弄破了。

刚刚小学毕业的谢彦波,先是参加湖南医学院子弟中学高二年级的数学竞赛,获得了第二名;然后参加长沙市高中生数理化竞赛,又获得了好成绩;1977年的湖南省高考数学试题,他不到一个小时就做出了正确答案!

谢彦波出名了。

1977年,中国科技大学派专人来对他进行面试,结果发现他的数学相当于大学一年级水平,其他各门功课也都达到高中毕业水平。

于是,只上到小学五年级、年仅11岁的谢彦波“一步登天”,成为中科大少年班年龄最小的学生。据说,当他走进中科大校门的时候,手里正滚动着一个铁环。

据说,谢彦波曾用手枪或菜刀威胁过他的导师、诺贝尔奖得主安德森

彭兴生于1963年1月,入学时16岁,是中科大少年班少数几个超过15岁年龄限制的学生之一。入学之后,他接受的任务之一就是“照看”谢彦波。

谢彦波年龄小,自理能力差,而且自视甚高,不懂如何与人交往。不过,尽管他年龄最小,天赋异禀,但受到外界困扰的时间要比宁铂晚得多。后来他回忆说:“在少年班的最初阶段,我年龄还小,对外界的宣扬没什么太多的感觉。”

第一个学年过去后,打牢了基础的谢彦波选择了物理系。从此,这个系着红领巾的“大学生”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资,一路成绩骄人,直到毕业。

不过,从入学时起,老师和同学们对谢彦波的担忧就从没消散过。

班主任汪惠迪说:“人际关系这一课,心理健康这一课,整个班级的孩子都落下了,他的问题尤其严重。他们在上学时没能养成好的心态,没有平常心。这种缺陷不是一时的,而是终生的。”

一些当年的少年班成员承认,他们至今仍缺少人际关系方面的能力。少年班同学秦禄昌说:“这是没办法的事情,一旦过了那个年龄,这一课就永远补不上了。”

在朋友们面前,谢彦波健谈而放松,但他似乎不懂得如何与决定其命运的人相处。

1982年,谢彦波提前一年大学毕业,15岁就在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跟随于渌院士读硕士,18岁又跟随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院士读博士,外界都看好他在20岁前获得博士学位。可是,这一段最为春风得意的时光,却成为他人生转折的开始。

汪惠迪说:“他没能处理好和导师的关系,博士拿不下来,于是转而去美国读博士。”

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,谢彦波可谓因祸得福,得以跟随理论物理界的巨头、大名鼎鼎的菲利普·安德森教授学习,后者在1976年因为在凝聚态物理研究方面取得突破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。在沃德罗普的著作《复杂》中,这位教授被描述为一个“深邃而傲气”的人。

然而,对安德森来说,谢彦波的性格中有着令人无法容忍之处,那就是比他本人还要傲气。谢彦波对此解释说:“我的论文不讨他的喜欢,因为我说他的理论不对。”

在普林斯顿的中国同学圈子里,谢彦波与导师不睦渐渐成为公开的秘密。

本来,事情并非毫无转机,可是恰在这时,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北大留学生杀死美国教授事件。人们意识到应该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,就自然而然认为谢彦波是潜在的危险。

据说,一日,安德森把谢彦波叫进他的办公室,在纸上写了几行字,算是考一考谢彦波的能力,说:“你试试看,能不能解。”

谢彦波看了一会儿,想了想,回答说:“小菜一碟,我解给你看。”

安德森感到很意外:一般人见到他,都是大气儿不敢出,哪有人敢用这种口气说话?

过了几天,安德森又写了一道题,要谢彦波拿去做,结果谢彦波只瞟了一眼就说:“这种小儿科不值得一证。”

类似的事情发生过几次,傲气的安德森就失去了耐性,开始看谢彦波越来越不顺眼了。谢彦波起先还没觉察出来,后来经常看到安德森的脸色,也明白了几分。两人的冲突越来越多,越来越激烈,甚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。有传闻说,谢彦波曾用手枪或菜刀威胁过安德森。

最后,安德森给中科大的一位副校长打了电话。这位副校长听说后立刻采取措施,有人说他连哄带骗把谢彦波哄上飞机,还有人说他设法先把谢彦波转到另一所学校,然后提前调回了中科大,跟着戴元本读博士。

关于威胁安德森的问题,后来有人向谢彦波求证,他神情自然地予以否认:“那我没有,我没有。”

回国不久,谢彦波以硕士的身份接受了近代物理系教师的工作。很快,他结了婚,但没有什么积蓄,只有一套楼下总有人打牌的小房子。

从此,谢彦波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。

作为物理学教授,谢彦波竟然怀疑物理这门学科的真实性,并且想证明科学充满了谎言

2005年,《南方周末》记者李海鹏为了采访昔日“神童”,联系上了谢彦波。在电话里,记者打听宁铂的行踪,但谢彦波并不知道,尽管他们是多年的好友。在连续三次推托之后,谢彦波终于同意与《南方周末》的记者见面。

时年39岁的副教授似乎完全不懂如何与陌生人打交道。记者刚刚走进他家,谢彦波立刻以相当突兀的动作,把一个盛满浓茶的大瓷杯塞到了记者手里。由于这一动作没有伴随任何解释,记者不得不花了一段时间,才意识到这是主人的待客之礼。

从客厅陈设的简单程度看,这里很少有客人正式到访。谢彦波在空荡荡的客厅中央摆好两把木椅,然后自己在其中一把上面坐下来。

整个场面显得非常严肃。当记者坐下去的时候,感觉像是参与几十年前的元首会谈。

这样的表现,确实会让人联想到天才的某些特质。在少年班时期,谢彦波一向以知识丰富著称,但自理能力之差是更为显著的特色。当类似的特征出现在39岁的中年人身上时,问题就放大了。谢彦波如今颇为苦恼。

他承认:“跟别的同学比,我算混得比较惨的。”不过他又表示这没什么,“关键问题是,别人总是知道我是怎么想的,这就让我很吃亏。”

在此前的电话中,谢彦波也一再向记者重复,别人知道他是怎么想的。

对他而言,这种感觉意味着,自己的思维可以被别人察觉,无论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小的想法,还是科研领域里的一个灵感。结果是,他在科研上无论取得什么突破,都会被别人捷足先登。别人想窃取什么的话,就像在抽屉里拿出一只钥匙扣那么简单。他感到自己成了透明人,而别人都深不可测。

谢彦波的这种想法很奇怪,他承认这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。“但是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次数太多了,”他说,“我注意了多次,都是这样。”

他举了一个例子:“比方说,有天晚上我在电脑上出现了一个运算错误,本来谁也不应该知道,可是第二天我去上班的路上,就有个人看了出来。那人走过我身边,冲路边吐了口痰,他用这种方式责备我。”

当记者质疑那人吐痰与他的运算错误之间的必然联系时,谢彦波犹豫了一下,表示自己也不是特别肯定。

记者委婉地建议他:“也许看看心理医生就会好。”

谢彦波略显紧张,不过立刻说了声:“谢谢。”

他说他母亲也给过相同的建议。事实上,谢彦波去看过心理医生,但是医生“没说出什么来”,所以他觉得没有必要再去了。

他说:“我也觉得自己的心理有点儿问题,不过当务之急还是我的计算工作。”

在中科大近代物理系,谢彦波向学生们讲授群论和广义相对论。不过,他本人对物理这门学科却越来越怀疑。过去他认为科学是神圣的,但是最近几年来,他开始怀疑整个科学体系。他试图查找一些漏洞,进而证明科学本身就是一个错误。

谢彦波从铁接触磁铁后会产生磁性的问题入手。他认为,如果用现有的理论加以推导计算,并保证过程诚实的话,那么计算出的磁性应该比实际的磁性小。这意味着,要么有超自然的力量介入了磁铁,要么现有的关于磁力的理论一直存在错误。如果问题在于后者的话,那可以说明,科学一直就是一门充满谎言的学问。

因此,无论哪种可能得到证实,谢彦波的工作都可以促使自然科学瓦解。更重要的是,还可以证明人们一直在欺骗他,尤其是那些科学界的人。

“我就是想向他们要个说法,”他倔强地说,“有时我觉得自己像秋菊似的。”

几年来,谢彦波的工作是使用计算机进行相关计算。他主要的工作是写程序,不需要什么创造性,但是很繁琐。他孤军奋战,无人帮忙。他说:“系里的同事都劝我不要搞这个,他们也没说为什么。”

记者问:“你有没有什么可以信任的人?”

谢彦波回答说:“没有。”有几个学生在帮助他计算,但是他一直担心学生在程序里故意加些东西,破坏他“破案”。

“破案”是谢彦波对这种计算的一个叫法。另一种叫法是“斗争”,英文是“fight”。

实际上,他对自己的各种想法也缺乏信心。在受到质疑时,谢彦波常常主动退缩。他解释说:“其实我也不是很确信这些。我也觉得自己这么做挺无聊的。我知道自己很可能是在浪费时间。”

就一个中年人来说,他有一种淳朴而纯真的笑容。放松下来时,他的声音很有中气,站在窗口叫女儿的名字时,也颇有父亲的慈爱与威严。

不过,谢彦波反复强调:“我必须破案,我要跟他们fight。”

谢彦波的意思是:你们不懂我的想法很正常,就像我不懂上帝

尽管谢彦波可能患有某种心理疾病,但他带过的学生依旧对昔日“神童”的智商赞不绝口,甚至私下里称其为“谢神童”。

有人曾举了几个例子来说明谢彦波的“神”。研究原子物理时经常要算光谱,而计算光谱是很复杂的,别人用实验辛辛苦苦算出来的光谱数据,谢彦波只用心算验证一遍,就知道别人算出来的数据是错是对,并且谢彦波的判断往往是正确的。

据说,有一本专业书籍,其中的光谱数据是由国际知名的实验室做出来的,出版后,学界有不少人引用这些数据,可以说比较权威。结果谢彦波一眼就发现了其中的错误,后来最新的实验结果证明,这些数据的确有错误。

有一次上课,谢彦波说了一段惊人的话:“我常常想,上帝会怎么做这个题。他很有空,不断地想,可能会想到一个很巧妙的方法,这时我就看不懂了。同样,有些我想出来的办法,你们可能就看不懂了。当然,你们的某些方法,我也可能看不懂。”

谢彦波的话在校内的学生当中传开,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

他的学生分析说,“谢神童”主要的意思是:你们不懂我的想法很正常,就像我不懂上帝,至于最后那句话,纯属故作谦虚。

谢彦波有时候上课,上着上着就突然看着学生们发笑,有的学生感到莫名其妙,以为他有“神经病”,有的学生则说:“‘谢神童’只是在想:你们都是蠢货。这样一想,他就忍不住笑起来了。”

谢彦波超凡的计算能力、深厚的理论功底以及不俗的个性,使得学生们视其为神明。学生们私下传闻,“谢神童”的导师中有中科院院长,有诺贝尔得主,但他根本不把这些人放在眼里,可见其个性高傲。

但是,学生们非常清楚,在这个“群体化科研”的时代,仅仅有高智商,确实难以有大成就。更重要的是,“谢神童”超凡脱俗,根本不愿意和现在大多数科研人员那样,研究一些在他看来没有用的东西。

在当年最著名的三个“神童”当中,干政的情况和谢彦波比较类似。

干政是安徽人,比谢彦波晚一级进入中科大少年班学习。1981年,16岁的干政在全国物理赴美研究生考试中获得第二名,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深造。当时,这件事轰动全国。

巧合的是,和谢彦波一样,干政在普林斯顿也是学习理论物理,而且同样与导师关系紧张,最后提前回国。

回国后,中科大物理系的一位主管老师找到了干政,表示他可以回中科大读博士。令所有人惊讶的是,干政拒绝了。

可是,仅仅几年后,在家赋闲己久的干政又表示想到中科大工作。这一次,中科大没有同意,因为当时中科大聘用教师已有新规定,博士文凭是必要条件。

后来,汪惠迪老师劝干政再去读博士,干政表示不想读了,他不相信再花一年时间还找不到一份工作。但是,这一年的努力最后还是化为了泡影。

在此期间,干政把自己禁锢在与母亲共同居住的房间里,足不出户。他的情绪时好时坏,外界怀疑他患有精神疾病。

相比起宁铂和谢彦波,干政逃避得更为彻底。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住在哪里,相当多的中科大老师,包括谢彦波和当年少年班的第二任班主任朱源,都错误地认为干政已经回到安徽省巢湖市老家。

一次,某报记者赶赴巢湖市,试图通过巢湖市公安局的搜索系统查找干政的下落,最终一无所获。最后通过多方面查找,得知干政的隐居地就在合肥,在一处离中科大东区不远的居民小区。他多年来与母亲相依为命,几乎与世隔绝。

干政拒绝了记者的见面约请。事实上,他几乎不见任何人。

同学聚会时,昔日的老朋友多次联络他,希望见个面或者吃顿饭,同样遭到了他的拒绝。在聚会时的座谈中,同学之间交换了一些关于干政的零散信息,不过,聚会召集人王永教授决定,那次座谈“谢绝任何外人参与”,因此干政的生活仍然是一个谜。

他只在电话中对记者说:“我的生活天天如此,没有工作,非常单调,没有任何好说的。”

外部世界没有关于干政的消息,干政也没有外部世界的消息。当记者告诉他宁铂已经出家了时,他说:“是吗?我不知道。”语气平淡,似乎在意料之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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